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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配资博客董必武回忆当初自己接触新思想时

1949年3月，党中央机关从西柏坡向北平进发。车队在华北的春寒里缓缓前移，车窗外是尚未完全解冻的土地。有人小声感慨：“三十年过去，从长沙一个小小的秘密小组，到今天的局面，真像做梦一样。”同行的干部答了一句：“可有些事，倒是从一开始就没变过。”这句话说得略微含糊，却戳中了一个关键：毛泽东究竟是什么时候、又是怎样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的？而那个看似“必填”的入党介绍人一栏，为何他始终说“没有介绍人”？

有意思的是，这个问题，不是在建国后才被提起，而是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，当众被毛泽东自己拿出来谈的。要弄清这件事，就不能只从个人经历入手，而得把镜头拉远，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过程、早期组织的形态，以及毛泽东思想转变的轨迹，一点点梳理。

一

1945年4月23日，党的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。这座礼堂的设计和修建，其实拖了好几年。早在1938年前后，有关方面就开始筹划大型会议场所，甚至连安塞李家塔的礼堂都先动了工，建材一度准备得很齐全。后来因为局势变化，七大迟迟不能召开，部分材料被临时挪用到枣园后沟礼堂，工程反复调整，颇费周折。

修建礼堂的任务却从来没有停下来。抗战接近胜利的那几年，中央已经在考虑抗战结束后的局面，新中国的构想也逐渐走上议事日程。延安的干部们大多明白，将来总要开一次“定大局”的大会，杨家岭的大礼堂就这样一步步盖起来了。开会的代表多安排住在中央党校的宿舍区，那是一片极其朴素的窑洞群，环境不算宽裕，却充满紧张而安静的气氛。

七大开幕那天，毛泽东在大会上谈到党的历史、革命的道路，也提到许多早年的往事。会场里分发了统一的登记表，其中有一项是“何人介绍入党”。当众谈到这里时，他说了一句让不少代表印象极深的话：“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，我没有介绍人。”这番话，不是出于故作特别，而是早期中国共产党组织形态的真实写照。

同一时期，在党的一大上作为代表的还有。他的情况与毛泽东略有不同，董必武的入党介绍人是李汉俊、刘伯垂。多年以后，董必武回忆当初自己接触新思想时，说社会上各种主义在头脑里打架，诸如无政府主义、日本合作主义等，最后还是李汉俊“把头绪理出来”，引他走向了马克思主义。这一点可以说是有清晰介绍人、有具体引导的。

那么问题来了：既然董必武的入党路径可以追溯到某个具体的人，那毛泽东迈入马克思主义、加入共产党行列时，又是谁在背后推了一把？他为什么会说“没有介绍人”？

一、从“南陈北李”到长沙小组

在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叙述中，“南陈北李，相约建党”几乎成了人人耳熟能详的一句话。稍微翻一翻党史，就会发现这句提法的流传颇有来历。1920年8月，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赵世炎，曾在一张陈独秀、李大钊合影照片的硬纸板背面，写下“北李南陈，两大星辰，茫茫黑夜，吾辈仰辰”这样几句感慨。后来经过转述、引用，才慢慢变成了如今常说的“南陈北李，相约建党”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这句“佳话”并不是陈独秀、李大钊本人说的，而是在1927年李大钊牺牲后，他的友人高一涵在武昌一次南北烈士追悼大会上撰写《李大钊生平事略》时，用来概括二人在建党过程中的关系和作用。概括虽略带文学色彩，却并非凭空而来。

从史实看，李大钊确实是中国最早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批人之一。早在1913年，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，就已经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潮和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论著。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，他连续在《新青年》《晨钟报》等刊物上发表文章，宣称“试看将来的环球，必是赤旗的世界”，为之后中国共产党建立提供了思想上的奠基。

1920年2月，陈独秀为了躲避军阀的迫害，从北京秘密转往上海。途中，他与李大钊专门商量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，讨论如何把分散的先进分子组织起来。当时两人形成共识：要在中国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。这次商量，后来就被概括为“相约建党”。

从1920年开始，陈独秀在上海、李大钊在北京，各自发起组建党的早期组织。他们的思想已经十分明确，目标指向共产党，只是在具体名称和组织形式上尚不统一。1920年6月，陈独秀、李汉俊、俞秀松等人准备成立共产党组织，致信北京请教李大钊，李大钊主张就叫“共产党”。这一提议得到响应，随后在上海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。

同年10月，李大钊在北京组织共产党小组。与此同时，留日、旅法等地的进步青年也在各自环境中建立起共产主义小组：旅日小组由施存统、周佛海等人组织，巴黎小组则有张申府、周恩来等人的身影。名称略有不同，性质却相似，都是按照无产阶级政党的方向在摸索前行。

武汉地区的早期组织，则与李汉俊、董必武密切相关。李汉俊到武汉后，找到董必武，两人共同筹组地方上的党支部。可以说，在南北二人的影响下，全国各地的星星之火逐渐被点燃。

那么，毛泽东所在的湖南是怎样的情况？《中国共产党历史》第一卷有一段简明记载：在毛泽东、何叔衡等人的积极组织下，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初冬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诞生。在军阀统治残酷的环境下，这个组织的建立与活动都极其隐蔽。参与的人数不多，活动范围有限，却完成了从思想圈子到党小组的关键一步。

多年后，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回顾当时的情景时，提到苏联共产党从马克思主义小组发展到领导苏维埃政权的过程，顺势说到自己这边也是“由小组到建立党”，当年“知道的事并不多，可谓年幼无知”。那张八大代表登记表更具说明性：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毛泽东亲笔表格上，入党时间填写的是1920年，比1921年7月23日党的一大召开还早。由此可见，他是把参与创建长沙早期党组织的时间，视作自己的入党时间。

这也就解释了他为何会说“没有介绍人”。在长沙的那个阶段，毛泽东不是被谁“介绍”进来，而是亲自组织、亲自参与，是小组的发起者之一。这种情况，在后来逐步规范入党手续后，当然很难找到一个符合惯常意义上的“介绍人”。

二、多重思潮中的选择

如果把时间再往前推，就会发现毛泽东走向马克思主义，并没有一条干干净净、直线前进的道路，而是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思想演变过程。

1893年，毛泽东出生在湖南湘潭一个普通农家，自小念的是私塾，读的是《四书》《五经》，受到的教育以传统儒家经典为主。那时的中国正处在清朝末年，列强环伺，内忧外患。对很多农村家庭而言，这些变化是遥远而模糊的，但对有心的年轻人来说，天下局势已经很难忽视。

少年毛泽东在接受传统教育的同时，很快就接触到维新变法的思想。康有为、梁启超提出的变法主张，在当时确实让不少青年眼睛一亮。戊戌变法虽然失败，却提出了一套相对系统的“君主立宪”构想，试图仿照英国、日本走宪政道路。毛泽东在东山学堂求学时，就曾公开赞扬过康、梁的维新人物和主张，这在当时的学生中并不算少见。

然而，清政府统治集团并没有真正准备让渡权力。1908年颁布的《钦定宪法大纲》，形式上看像一部宪法，内容上却主要是把皇权包装成“宪政”，在权力结构上基本没有触动君主专制的根本。梁启超曾直言这部大纲是“吐饰耳目，敷衍门面”，对现实毫无真正改造作用。事实证明，靠封建统治者“开明”来自救，几乎没有可能。

1911年，毛泽东考入长沙湘乡驻省中学。这段时间，他开始接触同盟会创办的《民立报》，系统地了解孙中山、黄兴等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和行动。读到他们的事迹，他逐渐从维新派的“改良”转而支持革命派的“推翻”。他写文章主张孙中山、康有为、梁启超共同组织新政府，这种混合式看法，虽显稚嫩，却反映出当时许多青年在思想转向上的过渡状态。

同一年，因清政府要把本来划归商办的粤汉、川汉铁路收归国有，并抵押给列强获取借款，四川爆发保路运动。消息传到湖南，学生群体反应激烈。毛泽东和同学约定集体剪辫子以示反抗，结果第二天大部分人临阵退缩。他干脆自己动手给他们剪辫子。这件事后来被他回忆起时，说自己在短时间内从讥笑假洋鬼子，到主张全部剪掉辫子，感慨政治观念的变化能多快改变一个人的行为。

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，建立了中华民国，形式上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制，这无疑是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胜利。但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薄弱，军事和政治资源掌握在军阀和旧势力手中，革命成果很快被袁世凯夺走，之后又有张勋复辟等闹剧。中国重新陷入军阀混战，一时间局势更加复杂。

尽管如此，辛亥革命确实大大冲击了旧思想，启发了更多青年寻找新的道路。二十世纪初，各种新思潮纷纷传入中国，其中无政府主义因传播较早、宣传“绝对自由”和“平等”，在不少青年中颇有市场。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，就曾长期信奉无政府主义，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逐步转向马克思主义，尤其是在认清某些无政府主义鼓吹者的真面目后，坚定地与之决裂。

五四运动前后，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、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和互助论、新村主义等思潮不断传播，一批知识分子试图通过建立“工读互助团”“新村”等方式，探索一种理想社会。毛泽东1918年赴北京为赴法同学筹款时，就接触到这类主张，后来又和蔡和森在湖南组织过类似的半工半读“新村”尝试，对这种空想色彩较浓的实践一度抱有热情。

当时他甚至设想，召集一批志同道合者，租房子办自修大学，在内部实行一种“共产生活”。这些设想看上去很理想化，但在国家四分五裂、经济落后的现实中，注定难以长久。几番尝试的失败，让他逐渐意识到单靠道德自觉和小圈子试验，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。

1920年，湖南驱逐军阀张敬尧后，一度出现政治相对宽松的局面。毛泽东判断“湖南已具改造条件”，积极推动“湖南自治”运动，希望通过和平请愿和制度安排，实现地方自治。他一连串发动群众、撰写文章、组织活动，声势不小，最后却因为军阀和中央政局的制约而告失败。这次挫折，使他对“和平自治”的期待大大降温，对无政府主义式的设想愈发看淡。

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采访时，他曾回顾这段经历，说当时自己的思想是自由主义、民主改良主义、空想社会主义等的“大杂烩”，对“十九世纪的民主”、乌托邦和旧式自由主义抱有模糊热情，但有一点是清楚的，那就是反军阀、反帝国主义。这种坦率的回顾，恰好勾勒出他从混杂思潮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过渡。

三、没有“介绍人”的入党：一条自我选择的路

1918年8月，毛泽东受同学之托前往北京，为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筹集经费。那时的北京大学，云集了新文化运动和新思潮的代表人物，思想气氛十分活跃。毛泽东暂时在北大图书馆谋得工作，担任管理员，日常工作并不算风光，却因地利之便接触了大量新书、新刊，更重要的是结识了李大钊。

李大钊当时是北大图书馆主任，也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人物之一。他在北大和社会上讲学、写作，影响颇大。毛泽东在图书馆的工作，给了他实实在在走近李大钊的机会。两人从普通的工作接触，逐渐有了思想上的交流。在李大钊的引导下，毛泽东开始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，对社会主义运动有了比以前更系统的了解。

不过，这个阶段的毛泽东思想还停留在改良与革命交织的状态，马克思主义只占了他思想的一部分。真正让他下决心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，还需要接下来几年中一系列新的碰撞。

1920年5月，毛泽东来到上海，和彭璜等人在民厚南里租房，办起自修大学。此时的上海，已经有了陈独秀领导的共产党早期组织。毛泽东利用在沪期间的机会，经常去老渔阳里2号拜访陈独秀，两人就马克思主义、世界形势、中国出路等问题反复讨论。陈独秀这一时期的坚定态度，对毛泽东加深理论认识起到了关键作用。

同年夏秋之交，湖南“自治运动”受挫，毛泽东对通过温和方式改造社会的道路愈发怀疑。他开始认真思考：既然剪辫子、保路、搞自治都无法真正改变中国，被军阀和列强操控的现实如何才能打破？就在此时的一封信，对他的思想转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
1920年9月，蔡和森从法国写信给毛泽东，指出中国“现在就要创建共产党，作为革命运动的发动者、宣传者、先锋队、作战部”，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，组织起来进行长期斗争。这封信的语气非常明确、锋利，和国内许多还在徘徊的“改良派”形成鲜明对比。

毛泽东看到信件后，内心十分振奋。他在回信中明确赞同创建共产党，反对所谓“温和革命”的主张，强调建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导。这个回信的态度，已经表明他在思想上完成了一个重要转折：从“多种主义共存”转向“以马克思主义为唯一指导”。

与此同时，上海的陈独秀也在主动向各地发出号召。1920年8月，他在上海建立起早期党组织后，专门致信毛泽东，希望湖南也建立共产党小组，并寄去《共产党》月刊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，算得上是一种直接指导。李达后来回忆，当时组织全国范围内的党小组，是由陈独秀、李汉俊在上海具体推动，湖南这边则由毛泽东负责。

通过这些往来可以看出：在思想上，毛泽东深受李大钊、陈独秀、蔡和森等人的影响；在组织上，他又是在陈独秀的倡议下，着手在湖南建立早期党组织。但从“手续”的角度看，这与后来组织关系完备时“一定要有两名正式党员作介绍人”的情形完全不同。

1920年年底，在毛泽东、何叔衡的积极策划下，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秘密组织建立起来。最初只有六名成员，后来发展到十人左右，活动谨慎隐蔽。这个组织既是湖南的共产主义小组，也是毛泽东自己所承认的“入党”起点。他不是被动“被介绍”加入，而是主动推动成立并参与领导，也因此在七大填表时，会坦率地说“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”。

多年后，毛泽东在西柏坡谈起自己的思想成长，对李大钊的评价极高：“在北京遇到了一个大好人，就是李大钊同志。在他的帮助下，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。他是真正的老师，没有他的指点，路在什么地方还难说。”谈及陈独秀，他也承认在上海与之讨论马克思主义，是自己一生中的关键时期，“他的影响也许超过了其他人”。这些话，毫不遮掩地承认了“谁在思想上给了帮助”。

但即便如此，毛泽东仍然坚持说没有“入党介绍人”。这里有一个不难理解的原因：在1920年前后的组织状态中，毛泽东所在的长沙小组本身就是党在湖南的发起力量之一，他既是参与者也是组织者，已不符合后来那种“由老党员把新人介绍进来”的程序模式。从组织史的角度看，这属于“自发组建小组并参加”的情况，很难从中抽出某一个人说是“介绍人”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他自己没有“介绍人”的同时，却为许多人做过入党介绍。开国上将陈士榘，就是在1927年10月15日，在毛泽东亲自主持的连队建党活动中宣誓入党。当时正值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转移的关键阶段，这次连队建党，也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次连队级党组织正式建立。多年以后，陈士榘在弥留之际被妻子问到“这一辈子最爱的是谁”，他用微弱的声音答了一句“毛泽东”。这种回答带有强烈的个人情感，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年那场入党仪式在他心里的分量。

回头看，从少年时代剪辫子的冲动，到支持资产阶级革命，从办“新村”的乌托邦设想，到推动“湖南自治”的和平努力，再到接受马克思主义、创建长沙党小组，毛泽东走过的每一步，都有其时代背景，也包含个人选择。与其说他缺少一个“入党介绍人”，不如说他的“介绍人”是那个动荡的时代，是辛亥革命的胜败，是军阀混战的残酷，也是李大钊、陈独秀等人带来的理论启示。

对很多普通党员来说，入党要有申请书、谈话、考察和介绍人，这是制度规定，也是组织传统。但在中国共产党最初建立的那些年里，有少数人走的是另一条路：在尚未有现成政党可依托的时候，他们先把党组织建起来，再以此确认自己的党员身份。毛泽东恰恰属于这种情况。

也正因为如此，当他在七大那张表格上写下“没有介绍人”的时候，实际上也写出了早期中国共产党那段极为特殊的历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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